美国监狱-美国资本和权力的游戏 (完)

时间: 2024-01-07 17:15:48 |   作者: BB贝博APP体育官网下载


  我离开韦恩后,帕克找到了巴克莱。巴克莱心想,我做了什么事了?在办公的地方里,帕克问巴克莱对我的印象。巴克莱:“我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他是个好搭档,也如实报告犯人违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帕克没说什么。

  10个月后巴克莱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了这些事情。他说:“天哪!我当时就笑了,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你说真希望有记者能调查一下这里的情况。”

  关于我的事情传得很快。我辞职后,韦恩菲尔德的报纸就报道了我在监狱工作的事情,国家媒体也转播了文章。CCA发表相关声明,称我的做法“挑战了记者的职业操守”。曾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些同事很快联系到我。因为工作风险大,在我之前就辞了职的卡拉翰在Facebook上给我留言:“嗨,小伙子干得漂亮!”还有一位同事给我发邮件:“哇哦,鲍尔!为你骄傲,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试着联系书中提到的每个人,想问问他们在韦恩监狱的经历。有些人直接就拒绝了;有些人没有回应;有些人联系不上了;还有不少人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们非常愿意分享。考纳和一些犯人坚持说他们早就看出一些不对劲,他告诉我:“我就不知道哪有警卫五分钟就要拿出本子记笔记啊,大家都在说,我早就知道啊。”科林斯沃斯得知我是记者后说:“太酷了。”克里斯汀(就是那个耳朵有些残缺带着牧羊犬的警卫)和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样:“等不及要看你写的故事了。”

  还有一些人出乎我的意料也和我联系,安全主管助理劳森女士告诉我:“知道你的身份后他们真是吓得要死,得知你是记者后,他们的反应是‘天哪!我的老天爷啊’。”惩教局很快开始要求对所有员工做背景检查。CCA派人到韦恩监狱对我做全面调查,收集了“有个人签名的所有资料”,调查特别集中在反映从一名观察者到一名真正狱警转变的事件:我在梣树区没收手机的事情。劳森说公司四五次打电话要那部手机,“可能他们都觉得那部手机是你从外面带进来的或是手机上有一些可查的信息”。劳森告诉他们:“不是,那是他从水池下面发现的。”

  我没收手机后填好报告就把东西交给了普瑞斯,但是后来手机找不到了。于是神秘消失的手机引发了公司进一步的调查,克里斯汀和劳森受一定的影响,他们因为涉嫌违规将手机卖给犯人而被开除。两人对此都矢口否认,CCA也没有对两人提起诉讼,之后劳森很快就离开了路易斯安那州。

  劳森还说帕克给她发了一张照片,问她知不知道我是谁。她认出我以后,帕克就让她把照片删掉,告诉她“忘掉给她发照片的事”。但她并没有删除,还把照片发邮件给我。照片是电脑屏幕上我的图片。我一下子认出那张图:詹姆斯被捕前的那个下午他曾给我录像。他被捕后,非常小心地保护着相机和里面的拍摄内容。警察局没有搜查证,但还是有人看了相机中的内容,看到我谈论监狱工作情况的录像后,就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监狱长。照片上的地理位置显示照片就是在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拍摄的。

  2015年4月我离开韦恩监狱两周后,CCA通知惩教局计划提前终止本应于2020年到期的监狱合同。2014年底,在我培训期间,惩教局审查了CCA履行监狱合同的情况,要求立刻整改。其中提出了安全问题,如门和监控损坏,以及金属探测器未使用等。惩教局还要求CCA增加犯人娱乐活动,提高培训质量,雇用更多的警卫、医务人员和心理医师,解决“缺乏日常维护”的问题。此外CCA也承认监狱长福利待遇不佳,导致“疏于管理”。惩教局还指出,CCA向犯人收取厕纸费用(厕纸由州里提供)和剪指甲费用。但CCA在给股东的通报中丝毫没有提及韦恩的任意的毛病,仅提及监狱费用不足。

  我离开半年后,总部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尔惩教公司接管了韦恩监狱。路易斯安那州大幅削减了监狱预算,州政府对韦恩监狱每个犯人的拨款降到了每人每天24美元,比CCA管理期间降低了10美元。导致的结果就是尔惩教公司削减了医疗服务支出,监狱只有一名兼职医生,每周工作20小时服务1400名犯人。心理健康服务和其他教育项目也都被取消。

  尔惩教公司接管后,除了一些警卫外大部分人都离开了。CCA解雇克里斯汀后,尔惩教公司聘用了他。巴克莱在伐木场找到一份工作,曾经在梣树区的一名犯人现在成了他的同事。卡拉翰成了地区监狱的惩教官。有一个人接受军训,还有一个人在得州找了一份安保的工作。其他人都还没找到工作。犯人们被转运到州里的其他监狱,还有一些犯人被释放。我对大部分犯人因何入狱并不太清楚,但让我震惊的是考纳因为武力抢劫和再次入狱。

  我离开韦恩监狱五个月后,CCA致函《琼斯夫人》,威胁如果发表文章就起诉杂志社。来函并不是CCA法务顾问发来的,而是杂志社很熟悉的一家律所发来的。这家律所代理一位身家亿万的政治捐款人——弗兰克·范德士。杂志社因为报道他反对同性恋而受到起诉。弗兰克败诉后,曾承诺可以支付一百万以赞助那些想要起诉杂志社的人。

  CCA的来函表明公司一直在监视我同犯人们的交流并且密切注视我的社交活动。CCA的律师指出,按公司规定,“所有员工必须保守公司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因为警卫无权知晓公司的保密信息,那也就在暗示我在韦恩监狱经历的日常情形和内部观察到的情况属于“商业机密”。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报道对公司的影响,CCA聘请了希伦贝公司律师,此公司长于对付记者。这家律所在网站上宣称成功减少了调查在“各大国家电台、有线电视、报纸、数字传播渠道和激进媒体”的播出和发表,而且还帮助客户使用“特定的语言”告知记者们“法律风险”。

  CCA并没有起诉我本人或是起诉《琼斯夫人》,但是文章发表后,公司给记者们发了一份题为《 关于〈琼斯夫人〉所发表文章的一些真相》的简报。简报中把我称为“激进的记者”,向读者们强加预先设定的套路和改编的故事,所写的文章不是事实。简报集中指责我没有通过采访CCA人员了解公司情况,而是应聘成为狱警;指责我报道所见所感的经历“威胁了监狱及其员工的安全”,没有将这一些状况报告给管理人员;指责我没有谈到“那些支持公司的人和企业来提供的解决方案”。离开韦恩后我曾几次提出当面采访,但都遭到CCA的拒绝。发言人甚至拒绝同我面谈,但在简报中他们对此避而不谈。CCA后来确实回答了我发过去的150多个问题。在简报中CCA指责我没有向读者提供有关回复的明确信息。但是它并没有提到这些回复中涉及惩教官员和犯人的姓名,我觉得自身有责任保护这些人他们的隐私。CCA的发言人在回复我的信中多达13次批评我对公司的业务甚至惩教行业有“根本的误解”,他们宣称我的这套方法更适合报道明星和娱乐事件。

  2016年3月,考纳出狱了。一年前他本应可以出狱,但CCA不愿帮他找到落脚处,以使其又待了整整一年。有个律师最终找到了考纳父亲的地址,帮他安排出狱后到父亲那里。他坐大巴车到了巴吞鲁日,他母亲从得州开车去看他。他在雨中漫步,也吃上了海鲜大餐,后来还找到了一份修理汽车的工作。他有时候也会搭车沿途看看这个城市。

  他出狱两周后,我和詹姆斯去看他。他家在机场附近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他父亲让我们进门。

  “你们不是来抓他的吧?”考纳从房间走出来,径直走到了外面。他让我去车里——别在街上说话。他有些紧张。

  “有可能。”他说。假释期间任何违规都可能会让他重回监狱。“他们要是再看见我,觉得我不该谈论这些,就对我没什么好感了。”

  第二天我们接上考纳,去了密西西比河。他以前在河边长大,小时候还在河里钓鱼。我们在河边坐下谈了一会儿话,他才不再打量周围的人。他盯着波光粼粼的河面,一条拖船经过。他走向河边,捧起一捧水,放在鼻前,深深吸了口气。

  离开韦恩14个月后,《琼斯夫人》杂志发表了我的文章。全国各地CCA监狱的员工和犯人纷纷给我写信,反映各自监狱的类似问题。其中只有一封信批评了我的文章。信是克里斯汀的妻子写来的,她说我写到克里斯汀收集绿点卡(一种预付的借记卡)纯属胡编乱造。她说自己19岁就在韦恩工作,中间断断续续的。她认为我描述不实,质问我为啥不采访韦恩监狱以前的犯人?她写道:“你不适应那种生活所以内心恐慌,但是别人适应。”她很高兴我辞职了,不会再回到韦恩菲尔德。“享受你的生活吧。”

  有一位之前在CCA供职的调查员写信给我。她在监狱系统工作了14年。“在CCA供职的5年对我影响很大。”她写道,“那种环境下的工作摧毁了我,至今仍带给我难以抚平的创伤。读了你的文章……我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心灵感到治愈,对‘你的故事’感同身受……你一定能想象我有很多可怕的经历,有时也想向人倾诉,有时也想就此尘封往事,永远忘记。”

  她有这种感受不仅仅是因为她和犯人的关系以及内心所受到的折磨,也是因她多年来一心保护公司利益。她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收集有利于公司的证据以应对公司所面临的诉讼。每当监狱发生涉及狱警的事件——如暴力或是性侵案件——她和公司其他高管就要在狱长办公室查看监控录像。“如果录像有利于公司的官司,大家就忙着留存录像;如果录像不利于公司,就会自动把录像删除。”她说工作5年间,只有一起案子进入司法程序,而大多数案子都私了了。“私了的案子就是要用最少的钱处理问题。”

  “我想这种工作总有干到头的时候。”她说,“我变了很多。”有一名犯人被打伤后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枪伤未愈便被转交给了监狱,这名犯人不久就死在牢房。他的尸体开始僵硬,表明他至少已经死亡了8个小时。调查期间,其他犯人说这名犯人整夜都在求救,但是没有狱警过来帮他。她让这些犯人写了材料递到监狱长那里。

  她把那个犯人的个人物品给了他母亲。那位母亲坐在车里,后座上3个孩子正在哭泣。“你告诉我,难道就可以当这45名证人所说的没发生过吗?”一个月后,她辞了职。

  “我所纠结的究竟是一个人没有人性,还是整个公司都是如此?这是整个公司都存在的问题,还是个别没有良心的管理者的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是从你的书里,我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经历。这也许就是整个公司都存在的问题。”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收到了来自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来信,他在信中问我是不是能够谈谈韦恩监狱的经历。总检察长的高级律师告诉我,司法部的员工认为书中描写的内容同他们在联邦私立监狱看到的情况类似。检察长助理问我是否能到华盛顿特区与他面谈。他写道:“我们得知你的卧底故事非常吸引人,而且也与我们的工作紧密相关。”我欣然应约。一周后司法部总检察长发布了一篇谴责报告,反映私营监狱的安全和监督问题。报告中指出,私营监狱比公立监狱更加暴力,不能像公立监狱一样提供同样水准的改造项目,花费也并不比公立监狱少。

  一周后,联邦政府宣布停止与私营监狱签约。该法令仅适用于联邦监狱而非州监狱,比如韦恩监狱,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关押22000名犯人的13家监狱不再私有化。与司法部的签约合同金额仅占CCA收入的11%,但是消息一出,CCA和GEO的股价下跌近一半。几周后,CCA宣布为节约开支计划削减55个职位。

  2017年5月我来到位于纳什维尔的CCA总部,这是一栋很普通的四层绿玻璃的办公楼,门口也没什么标志。门外有大约20个抗议者,手拿“人比利益重要”“投资于人而非监狱”字样的标语。我把车开到空旷的停车场,两个穿着紧身衣裤的警卫拦住了我。我解释说是来参加股东大会,并在把门票递给他们后得到了放行。现在距离我离开韦恩监狱已经两年多了。CCA总部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对线美元买了CCA的股票,这样就可以过来面见他们了。

  停进车位后,我看到有个瘦瘦的老人开车进了停车场,我认出他就是公司的创始人唐·霍顿。当他下车时,我上前和他打招呼:“嗨,唐,我是肖恩·鲍尔。”

  大厅有不少笑容满面、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有位女士检查了我的身份证,一位手持金属探测器的男士对我进行了全身检查,以确定我没有带手机或是录音设备。接待台的一位女士让我签到,并写下我所持的股份。她告诉我电梯的位置,然后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士引领我上电梯。在电梯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电梯门关上后,他站在我前面,双手交叉,目光空洞盯着前方。我们之前见过吗?我问。

  他并没有回头,而是斜眼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是的,我们见过。我记得他来过韦恩,我和巴克莱都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公司派来的,因为他穿着保罗衫和卡其裤。他看起来有些不自在。

  电梯门打开后,门口有位笑容满面的女士把我们引领到会议室。我走进大厅,看到很多身披绶带的女士引领人群。我在会议室坐下,电梯里的那个人坐在我身后不远处。每次回头时我都能看到他在看我。

  人们鱼贯而入,相互握手,拍着肩膀,就好像是同学聚会。虽然一年前股东大会后公司就陷入危机,但这里的气氛却是热情洋溢。特朗普的当选改变了一切。特朗普赢得大选后,CCA的股价暴涨50%,涨幅超过了股市其他所有公司。

  特朗普承诺要打击偷渡客,投资者由此推测可能会再增设扣押中心,CCA和GEO都有很大的可能性签订此类合同。移民拘留中心是私营监狱发展的新趋势。在过去10年,外包给私人公司的拘留中心比例由25%增长到65%。90%的大型移民拘留中心都是由私人公司运营。CCA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签订的合同额占到其收入的28%。合同数额巨大,2014年联邦政府与CCA签订了时长4年价值10亿的非投标合约,合同约定CCA管理得克萨斯州一座容纳2400名妇女和儿童的拘留中心,这些移民大多数来源于中美洲。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拘留中心安置了超过35万移民,特朗普任期这一数字还将增长。

  投资者认为特朗普上台有利于私营监狱的发展,事实也确实如此。特朗普上台一个月后,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就改变了奥巴马时期决定停止私营监狱运行的政策。CCA的股票比一年前有所增长。

  会场约有30人就座,大部分是白人。只有3个黑人,其中一位是瑟古德·小马歇尔,他的父亲是赢得“布朗控诉教育局案”胜诉的律师,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官。小马歇尔2002年起开始担任CCA董事。进门时我领到一本股东手册,上面写着“鉴于董事会文化多元性的贡献特聘请小马歇尔”。几个月前我曾给他发信,询问是不是能够面谈,他拒绝了。一位知名的民权律师的儿子怎么会出任一家私营监狱公司的董事?股东手册上写着他每年获得预付聘金8万美元,除此以外还有12万美元的股票。另一位董事查尔斯·奥弗比也领到相同数目的薪金。他是自由论坛的CEO,这家论坛致力于推进新闻自由。另外一位董事成员麦克·雅克比是美国生产企业斯图姆·鲁格公司的主席。会议室里唯一不在公司供职的就是我和四位反对私营监狱的人士。94%的CCA股份由银行和各种基金公司持有,其余股份由董事和管理人员持有。

  董事会主席马克·埃马克斯西装革履,胸前别着美国国旗胸针,走到主席台。他曾担任世界最大的轮胎和橡胶公司的CEO。会议室的两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公司的新名称:CoreCivic。CCA业务没有变化,但重新进行了包装,他们现在致力于把自己宣传为一家“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埃马克斯说:今天的会议非同寻常,这是我们更名CoreCivic以来的首次会议,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全力支持我们的品牌重塑。几周前司法部检查CoreCivic在堪萨斯州的一所监狱,发现监狱人手缺乏,犯人超员问题严重。但他对此只字未提。

  他放了一段视频。背景音乐优美而鼓舞人心。一只小鸟飞过棕榈林。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握手。视频中响起优美的女声——“同政府合作,我们服务大众,提供理想服务,维护公众利益。”画面中出现很多犯人欢笑握手的场景。“我们是CoreCivic公司,秉承理念,创新改革,服务大众。”

  埃马克斯朗读了一些股东投票的官方文件,宣读和投票也不超过10分钟。之后他煽情地说:感谢我们为帮助犯人重返社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后又播放了一段职业培训计划的视频,“35名犯人”印刷盲文书籍。视频描述了CoreCivic致力于培训犯人适应社会。视频中一位老师说:每天下班,我都清楚自己有所成就,让犯人们有所不同。

  视频播完时,埃马克斯说:我想这值得鼓掌喝彩。观众席一片掌声。此类的培训项目有助于减少犯人再犯罪。视频中提到95%的盲人书籍都是监狱生产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很难理解这项技能对于已经释放的犯人有多大的用处?

  一位50多岁的光头CEO达蒙·海宁格站在埃马克斯旁边。埃马克斯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一位激进的股东艾利克斯·弗里德曼站起来问及达米安自杀的事情。(我在文章中曾写到这个人,达米安死时只有71磅。)他说,死时暴瘦的达米安看起来就像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待过一样。有人吸了吸鼻子,会场中人们都面无表情。艾利克斯问CoreCivic是否采取一定的措施预防监狱自杀。惩教主管哈利·拉宾站起来。拉宾在加入CCA之前曾是联邦监狱管理局的主任,后来因为酒驾离职。我们对死者深表遗憾。预防监狱自杀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将同医务人员、心理医师一起商量新办法。

  拉宾有些结巴地说:我们会提供……我会关注……我们将继续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水平,有更多情况再告诉你。他说完就坐下了。

  又有一个人问道,公司是不是同意同公立监狱一样开放公共记录,不再阻碍议会通过提案。海宁格说,信息的公开透明很重要,否则合作方也不会和我们合作。他让另一位高管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高管站起来,扣上西服最上面的扣子,面向提问的女士说:

  我们正在和合作伙伴商讨建立公共信息方面的制度,我会关注此事。说完就坐下了。

  我站起来,海宁格一直拒绝和我谈话,公司还曾威胁起诉我,甚至还雇了一家公关公司想要抹黑我。但是当我盯着海宁格的时候,发现他并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提到了多家政府报告,这些报告说明与公立监狱相比,CCA管理的监狱人手缺乏,危险系数更高。最近一家监狱因为缺乏医疗服务发生骚乱。爱达荷的监狱因为暴力事件频发,人员缺乏,州政府不再与CCA续约。我还提到了在韦恩监狱所看到的暴力事件,人员不足,动用武力等,这一些状况都要比公立监狱更严重。我告诉他文章发表后,全国的CCA监狱员工都反映了类似情况。我问道,为什么在CCA这些事情频频发生?大家公认提升员工工资可提升管理上的水准,降低违禁品数量,鼓舞士气,提高安全。为什么监狱员工拿着和快餐店员工一样的薪水,却每天要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这说得过去吗?

  我知道这样一些问题也不会有什么答案,因为最终都会归结到私营监狱能否生存的问题。150年前监狱私有化后,私营监狱的条件就比糟糕的公立监狱条件还要差。但是有没有可能对私营监狱进行深入改革?培训计划,医疗服务,心理健康服务,安保,工资——这些都需要花钱。私营监狱并不比公立监狱花费少。如果CCA提高警卫的工资,雇用足够的人员,提供完备的服务,就会没有盈利。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州政府提高对私营监狱的费用支出,就不会节省资金,也就没有了依靠私营公司运行监狱的理由。

  海宁格面无表情,显然也不会承认。去年的报告非常详尽,我也就不再补充什么了,我想说的是评判监狱管理好坏要看我们的合作方。在过去5年我们的合同续约率是95%。如果我们没良好的安全管理,完备的人员配置,较低的再犯发生率,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合同续约率,我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埃马克斯来到主席台说道:我想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管理人员,因为你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每个行业都会面对质疑,我在普利司通任职时也曾面临质疑啊!他笑了,感觉就像在说一件可笑的事情。他所指的是普利司通公司在利比亚种植园使用童工的事情。他继续说:不要迷失了方向,每个行业都有挑刺的人,他们只看到负面的信息,没看到我们所做的好的方面。我们要看见我们为管理犯人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美国历史上有多少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不管是私营监狱的高管还是承租人,有多少次聚在一起例行公事?他们远离监狱或是劳动营,在公司总部或是办公室里高谈阔论,编出一些让他们心安的故事。他们打着让世界更美好的旗号从事惩教行业,闭口不谈他们是如何借此发家致富。

  会议结束了。海宁格、小马歇尔和另外的董事很快离开,我紧随其后,但他们进入休息室以后就关上了门。我走了出来,希望可以碰到什么人,但是没人进来,除了一位似乎是对我盯梢的男人。

  我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方方面面的帮助。首先要感谢韦恩监狱的同事和那些朝夕相处的犯人们。特别感谢那些在我辞职后仍然同我联系的同事和犯人们,尤其是大卫·巴克莱、詹妮弗·卡拉翰,以及监狱的安全主管助理“劳森女士”。感谢温迪·波特同我讲述她的儿子达米安的悲惨死亡经历,而且让我翻看达米安留下的文字材料。感谢路易斯安那州社区法律办公室的安娜·兰丽德协助我报道韦恩监狱的采访对象。

  这本书假如没有《琼斯夫人》杂志给予的资金、编辑和法务支持难以完成。在此特别感谢卡拉瑞·杰弗里和莫妮卡·鲍尔琳对这一个项目的全面支持,帮助我成就了记者梦想。感谢詹姆斯·韦斯特不顾一切(甚至入狱)保护我的卧底身份。感谢《琼斯夫人》的编辑大卫·吉尔森帮助我润色稿件,并促成了文章成书。感谢贝卡·安德鲁斯、格雷戈里·巴伯、布兰登·伊林顿·帕特森和麦迪逊·保利帮我核实事件并做进一步调查。感谢詹姆斯·查德威克、古林·卡敏斯、戴维德·辛德和盛智律师事务所的罗宾·雷古纳在法律事务方面给予的帮助。《琼斯夫人》杂志社的所有同仁都在这一个项目中给予了我各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名字不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些年有不少人对美国监狱做了大量研究,有些人的名字会在参考书目中出现。很谢谢《监狱法务信息》的艾利克斯·弗里德曼一直跟踪报道CCA并慷慨分享他的研究。同样感谢克里斯多夫·彼得雷拉帮我梳理监狱合同的细节。很谢谢档案员不辞辛劳帮我找到原始资料。感谢得克萨斯州图书馆档案室、阿肯色州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州图书馆、亚拉巴马州公共图书馆档案室、路易斯安那州图书馆、路易斯安那州西北大学坎米亨利研究中心、凯恩河克里奥尔国家公园。感谢玛瑞恩·费舍尔、吉·兰克斯特、科林·伍德沃德、布鲁斯·杰克逊花费时间帮我寻找原始资料。真诚感谢我的研究助理维纳伊·巴斯提为了这本书中的历史研究耗费大量时间。

  感谢蓝山中心、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和凯里全球公益研究所给予我的帮助支持。感谢当地的作家们和我一起探讨这一个项目。

  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克莱格看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并将我引见给企鹅出版社的斯考特·摩尔斯。摩尔斯是位出色的编辑,此书的完成离不开他的鼓励。

  感谢那些给我反馈和指导的人,如莱姆·多诺霍、肖恩·麦克菲赛尔、大卫·卡姆、泰德·康诺福和亚当·霍切利。感谢罗姆纳·玛丽帮我编辑照片。感谢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感谢我的母亲从小教导我要摒弃种族主义,感谢我的父亲告诉我讲故事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感谢莎拉·舒尔德一路支持陪伴我。

  一朝入狱,终生难忘。感谢一路上与我一起经历坎坷的人们,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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